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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怡從左到右的掙扎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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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怡從左到右的掙扎

發表 由 Fifa 于 周日 8月 05, 2012 5:12 pm

或許,李怡沒有錯信共產黨的,是那最初的信念:前途是光明的,道路是曲折的。

一個人要否定自己是痛苦的,一個政權要否定自己,是痛苦加困難。70年代從左派作家變為反共文人,現為《蘋果日報》專欄作家的李怡先否定自己,再否定中共政權。如今,他走了一條忠於自己的路,但共產政權所締造的謊言國家,在他眼裏,已無去路。

「為甚麼我的眼睛含着淚水,因為我愛這片土地,愛得深沉。」在1936年抗日戰爭前出生,從抗戰、太平洋戰爭到內戰,李怡處身在中國的苦難中,自小思想成熟。「我父親很愛國,日本炸廣州,他第一個帶着攝影隊去報道日本人攻打中國的情形。」12歲以前,他跟父親過着戰爭的生活,在桂林參與抗日,後來到了上海,經歷過被機關槍掃射的險境,後來又避走北平。人與國家,一起從苦難中走過來,相愛,變得自然。

因為國共內戰,李怡12歲來港居住,從來沒有在共產黨管治下生活過,卻跟它千絲萬縷。母親曾把弟弟及兩個姑姐送到延安學習,結果,三姑姐在「搶救一個人」的鬥爭運動中被鬥死了。而他的叔叔李剛,與現時中聯辦李剛同名同姓,也曾是對方的上司,曾官至文化局局長,屬副部長級。當年文化局收到「李剛」信函,總會先交給較高級的叔叔過目。

曾信共產主義救中國
李怡與中國的關係,憶苦思甜,抗戰苦難之中,他與當時很多人一樣,都相信共產黨可以救中國。「當年解放軍入廣州,沒有騷擾人民,都睡在路邊。」他說爸爸沒有加入共產黨,但1948年來港生活以後,卻把他從最初入讀的培正中學轉送香島中學讀書。香島五年,正值50年代初所謂新中國建立之時,左派中學裏有沒有洗腦教育?

「是愛國教育,左派教育。那時候的老師,多是抗戰時在廣州反對國民黨的學生,有理想,認為應跟着共產黨走。」相距半個世紀的愛國教育,對李怡來說,歷史背景與意義很不同。

「不可說當時洗腦。牟宗三說:30歲以前不相信社會主義是沒出息,40歲後你還相信社會主義,你就是無見識。那時候,追求平等理想,信共產黨可帶來平等社會,但後來變化,有洗腦成份,因為他們把共產黨變成永久性的權力,變成絕對的權力,用各種方法講意識形態,講社會主義思想,把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變成絕對真理,與權力結合起來。」

他記得,那時候香島的老師,不時會請學生在上課時間到教員室,做愛國思想教育工作。

「所謂洗腦,是你對自己的天性產生懷疑而去服從政治的傾向。洗腦是多少帶宗教性,我沒有盲目,縱然感情上以國家為先,可以犧牲一下自己。」
「你當時愛共產黨?」
「是,愛那個政權。」
「排斥國民黨?」
「那當然。當時整個社會是左右意識形態鬥爭的社會。除左報,大多是中華國民報頭的。」
「但你當時不覺這是洗腦?」
「是自己一個人的信仰,亦因為受愛國主義教育,也因為有戰時的經歷。」
「這樣的背景這樣的選擇,有沒有對錯之分?」

「那時代,進步的知識分子,有理想有追求。感情上相信,當時的道理是對。啊,不是說要反對一黨專政嗎?反對國民黨一黨專政。」當時國內有很多民主黨派,「章詒和寫過的,中國民主同盟、中國民主促進會、九三學社,都是國民黨的反對力量,他們有人當了人大常委,章詒和爸爸章伯鈞也是部長,1957年,反右,他們角色沒有了。所謂民主黨派,已滲透了好多共產黨員,其實是一個黨,外表是三權分立,實際是三權合作。」

李怡中學畢業以後,到了左派機構香港上海書局先任資料員及任編輯。當時中國大鳴大放,很多知識分子寫了很多批評中國的書,李怡浸淫其中,也寫哲學及社會學初階書籍。他真心相信,當時的中共政權會為社會帶來希望。後來,反右運動來了,那一個年代,很多人跟中國的關係,都變成段段苦戀。因為,國家沒有變,有些人沒有變,一個政權在變。

在早期的左派機構,李怡是少數抱獨立思考的人。在一次韶山思想學習團,起了洗腦疑惑。那次參觀,是要說明,中國農民革命,都依靠貧下中農。但毛澤東住的幾間屋,擺明是富農。李怡問講解員:「他(毛)住的屋子,好像不是貧下中農吧?」講解員立刻回應:「你不可以替毛主席定階級成份。」李怡噤聲,但腦裏反彈。

不可以對自己不誠實
「文革學習班,個人崇拜好厲害,要早晚在毛主席像前滙報,在靈魂裏鬧革命,要鬥私批修,老毛所說,毫不利己,專門利人,我讀過〈禮運大同〉篇:人不獨親其親,子其子。毛澤東把它變成不將自己兒子當兒子,要把別人兒子當兒子,還說我們的思想已超越大同,我心裏面的感覺,哈哈……」

從反右、大躍進、文革初期、至四人幫倒台,一個在左派圈子裏打滾過的人,從矛盾到失望及否定,他很容易就說出一段清晰的內心獨白:「寫作時,受作家劉賓雁影響好深,他被打成右派,我好震驚。好多時,發生事,你懷疑,但又要對付自己:『你不應懷疑,應該相信。』要不斷說服自己,有正面信息,告訴你那是個別小事,不影響大局。人用各種各樣理由欺騙自己,是自己洗腦,有時不是人洗你的腦。是你自己相信,或你自己有利益。要徹底否定,是好難,你要用很多理由說服自己。我們說:前途是光明,道路是曲折。王思華六四後過世,他生前說過:前途光明看不見,道路曲折走不完。原來光明與道路都是假象,人會慢慢變,我變得快些。寫作要忠於自己,最初為共產黨政權辯護,要慢慢走出來。要放棄好多擁有的?還是要變成腦殘的人?人好難否定自己,是很痛苦。」

最終,他選擇忠於自己的信仰,忠於自己的想法。以前寫文章誤導了人,他做檢討。人是可以改變自己的認知,但不可對自己不誠實。「我獨立思考,好早有覺醒。但很多人在體制下,離不開。」

最痛苦是思想獨立,現實環境卻很難分割。
「有好多掙扎,因為我與左派關係好深。」
「掙扎甚麼?」記者問。
「利益。」
「甚麼利益?」
「離開左派陣營,太太要離開左派工作單位,每個月提供的住房,不能再住,現在說來長篇。」

他當時辦的《七十年代》月刊,是左派雜誌。依靠讀者、作者與周邊相關人士人贊助投資,掙扎了好久,大半年時間,才真真正正讓思想改變化成立場與圈子的改變。1976年四人幫倒台後,他看到林彪的下場,明白這是赤裸裸的權力鬥爭。自此,他傾向對任何掌權的人抱懷疑態度。「我們辦報寫文章的人,一定要置疑,對任何掌權的人懷疑,對掌絕對權力的人絕對懷疑。所以,真正挽救香港特首或政府班子,只有通過人民授權,否則一定要懷疑。因為權力使人腐化,尤其權力來源是如此絕對。」

他認為,認識國家,一定要知道真相,要相信事實。但中國已成為他口中的謊言之國。「一位印度哲學大師說過,若你相信一樣東西是絕對真理之時,你就是準備要說謊了。」為何中國可以在謊言中集體受催眠一樣,全國假貨假話變成常態,就如上街買豉油卻必然說成去買麪。

「你講大話人家都知道,為何仍當是策略,為何相信有效?」

「因為一旦拆穿了謊言,權力沒了,我看不到中國有何出路。溫家寶常說要改革,卻總也不肯公開自己的財產。百分之九十的中央委員,都有財產或家屬在外國。好奇怪,掌權既得利益的有錢人,要移民,但天光至天黑都叫人愛國。正如政府高官推愛國教育,自己子女在外面讀書,自己講都知自己不相信。」

謊言鞏固權力,現在的既得權力與利益,比以往更大更難放棄,最後最悲哀的選擇,是相信謊言。「蕭伯納說,對說謊者最大的懲罰,不是別人不再相信你,是他自己不再相信事實。你不再相信任何人是最悲哀的,不相信任何人是個災難。」

中港憲法精神大不同
從中港兩地意識形態的不同,李怡認為香港推行中國模式的國民教育,是推行一個謊言政權的延續,不但對下一代是災難,也是整個社會走上災難的開端。在香港,國民教育只能是公民教育的一部份。他曾經愛國也曾經愛中共政權,漫長的思想與認知改變,已經很迂迴曲折了,「一位國學大師說:國是無功無過的,黨是有功有過的,對國,我是無條件的,它越窮我越愛。黨,有功有過。你一塌糊塗,我怎去愛你。他對我影響很深,孫中山、楊衢雲愛國,都是基於中國苦難,不是因為要發達。愛國教育,叫人認識中國文化,就要認識中國苦難,就要知道六四、李旺陽事件。若愛國教育叫你愛黨,愛甚麼?你這麼醜陋,我怎去愛你?」
記者:冼麗婷
攝影:馬泉崇

老愛國廖瑤珠,在法律的認知裏,把個人與國家的關係,說得最透徹。她反對中國憲法51條:個人行使自由與權利時,不可損害國家、社會和集體的利益。相反,她努力協助催生《基本法》39條,認為個人自由及權利,除法律規定以外,不受限制,而法律的限制,亦不能與兩條相關的國際人權公約相牴觸。香港小憲法精神與中國大憲法精神是相反的,「中國是國民國家,香港是公民社會。兩者不容易並存。」

以往為了國家,他認為可以犧牲一下自己,現在擁護法治,都是香港人的核心價值,這是一個從左走到右的人對國家的視野。而當年與他一起讀左校的同學,命途不一。「好多同學,被動員回國,讀大學,滿腔熱誠,最後灰頭土臉回來。我太太的同學,是周一嶽的姐姐,在英文書院讀得很好,因為愛國,到華南師範大學物理系讀書。回國就被懷疑,認為她爸爸在教育司署工作,沒理由送回國,一定是特務。海外關係變原罪,若不是左派,更不應回來。所以,好多人入香島後回大陸讀書,會後悔。」

而他自己,前半生跌跌撞撞,如他所言,雖然艱辛,最少一直忠於自己,「寫作上,算是得一些人信任,自己相信自己。」70年代,曾有人給他訊息,希望邀請他當政協委員。「當時40多歲,我拒絕了。寫作的人要拒絕。向北望好傻,你越是依靠他的權力,他越是看不起你。」

「像你由左轉右而又成功的人,多不多?」
「好多呀,第一個是查良鏞,羅孚也是共產黨員。受左校教育的有陶傑、何守信,好像施永青也是。你越是知道情況,越是批判尖刻。堅林(《蘋果日報》副社長林平衡)都是啊,他好明白好清楚的。」

還有不少一生緊跟左派的同學,雄心壯志逐漸在現實消失,最後覺醒時,已經掉落社會的低下層,「在香島教書還好,有些人,我知道打住家工。左派學校,一來資格不承認,二來不適應這社會,好可悲。左派對他們的員工,比資本家還要刻薄,好高級的,都住好細好差的舊樓,靠微薄退休金過日子。在左派電影圈發展的,有些更是晚景凄凉。」

兩年前,李怡開始學習拼音輸入法,用電腦打稿,「打 KMJY就打出國民教育四個字了,比以前手寫快多了。」76歲香港著名作家,走自己的路,越曲折,越精采。他的愛國教育經歷,是不是與當下計劃推行的國民教育有一點交錯,可以思考,正如他這樣一個從左派裏醒悟的人,現在,還是 keep thinking,鍛煉思考,不讓自己凋零。
記者:冼麗婷
攝影:馬泉崇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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